第45期“我来读文献”线上论坛于6月13日晚7点进行。本期活动关注《翻译概论》一书。
《翻译概论》围绕与翻译息息相关的九个核心问题展开，包括“翻译是什么”“翻译是如何进行的”“翻译什么”“谁在翻译”“有什么因素影响翻译”“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翻译有什么作用”“如何评价翻译”以及“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认识翻译与研究翻译”，旨在引导学习者全面认识翻译、理解翻译，对翻译基本理论问题有所了解，加深对翻译职业性质的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提高翻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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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专家
冯全功，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红楼梦》翻译、翻译修辞学、职业化翻译等。已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在《外国语》《外语界》《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学刊》《红楼梦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在研中）、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一项（在研中），浙江省社科一般项目一项（已结项），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三项（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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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思考题
1.翻译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许钧老师的《翻译概论》共有九章，每章都是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也并未覆盖所有重要领域。如果让你续写两章的话，你会选择哪两个领域或者你会添加什么样的标题？
我自己会添加《翻译史》与《翻译技术》两章。翻译史在书中虽有提及，但远非深入。任何学科的概论都少不了对其发展历史的论述，对翻译史的了解更有利于认识翻译的现状。翻译技术在这本书中基本没有涉及，翻译技术更能体现目前翻译的新趋势，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众包翻译、协同翻译等新型翻译模式。翻译史是历时的，翻译技术是共时的，两者的加入无疑会充实《翻译概论》的内容，也会使其框架更为完整。
2.近几年关于翻译的重新定义与定位学界讨论得非常多，也开过几次专门的会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相关论文。许钧老师在书中是这样定义翻译的：“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P. 41）。结合学界对翻译定义的新思考，大家如何评价这个定义呢？Roman Jakobson曾提出过翻译的三分法：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许钧老师的定义能否覆盖语内翻译？如果能的话，语内翻译是不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许钧老师的定义总体上很到位，“符号转换”是翻译的手段，“意义再生”是翻译的任务。这里许老师没有使用“意义再现”而是使用“意义再生”，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如果是意义再现，就意味着忠实的翻译观，带有一定的规定性。如果是意义再生，就没有规定必须忠实而完整地再现原作的意义。这里我觉得有争议的就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很难涵盖语内翻译（包括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如果说历时层面的语内翻译（如把古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也可以称为跨文化交流活动的话（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那么共时层面的语内翻译就很难说是跨文化交流活动了。还有科技文本、新闻文本等信息型文本翻译的落脚点也是“跨文化交际”吗？与其说是跨文化，还不如说是跨语言。所以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性”是不是其本质特征，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3.在中西翻译史上，你最喜欢哪个翻译的定义？你对翻译的本质又是如何理解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唐代贾公彦对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寥寥数语道出了翻译的本质与作用。“换易言语”是翻译的本质，不管是人工翻译还是机器翻译，“使相解”是翻译的作用。这个定义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定性，解释力是很强大的。如果说“言语”排除了符际翻译的话，也不妨把其中的“言语”置换为“符号”，如果这样的话，该定义就更加有解释力了。
4.就像书中所言，翻译过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翻译过程，是指翻译者对具体文本的转换活动过程，即译者将出发语文本转换成最终的目的语文本的过程”（P.43）。狭义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一直是困扰学界的大难题，因为它是如何在大脑这个“黑匣子”里进行的，我们看不到，摸不着。大家都知道哪些可以间接呈现大脑思维（狭义翻译过程）的实证手段（工具）？国内学者对这些实证手段的运用常见吗？
这些实证手段主要包括为内省法、有声思维法（TAPs）、回溯报告法、后续访谈法以及对话报告法等；其他辅助手段包括键盘记录法（Translog）、屏幕录制法、问卷调查法、眼球跟踪法（eye-tracking）等等。单独使用这些实证手段都不能有效揭示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多元互证法（triangulation）会更有说服力。
5.如果说广义的翻译主体包括作者的话（参见第五章“谁在翻译”），那么广义的翻译过程是否也应该包括作者的创作过程？如果包括，道理何在？如果不包括，如何理解作者也是广义的翻译主体之说？
其实专著或教材的书写都会体现自己的特色，在当下把中国文化外译作为一个标题也是很好的，其实许钧老师对这方面有很多思考，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问题。如果当下许老师再写一部翻译概论的书的话，也许会添加同样的话题。
《论语》的译本很有多，我自己浏览过亚瑟·威利的译本，还是值得读的。早期理雅各的译本也是经典译作，更注重学术性，辜鸿铭的译本是以西释中的，类似于翻译中的格义说。
6.许钧老师认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生”（P.73），这里“意义的再生”和“意义的再现”有区别吗？我们经常说翻译要忠实，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请问意义是客观的存在吗，意义能完全忠实地再现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谈论忠实还有什么意义？
意义再生和意义再现是不一样的，前者生成的意义不一定和原文相同，后者则要求意义相同，所以意义再生的涵盖面比意义再现更大，两者不妨认为是包含关系。意义不是客观的存在，意义更多的是符号与主体互动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意义的生成需要主体的参与，需要主体的认知体验，那么意义就无法忠实地再现。我们说的忠实，与其说是翻译标准，不如说是一种伦理诉求。
7.许钧老师提出的“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的命题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的命题，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命题和语境又有什么关系？或者说翻译、意义和语境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请大家思考并探讨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两者有继承的关系，或者说两者的观点是很相似的，都强调交际语境对意义生成的重要性。针对翻译、意义和语境的关系，我的信条是：没有语境，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翻译。由此可以推出：没有语境，就没有翻译！
8.许钧老师还提出了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的几点原则，即去字梏、重组句和建空间（P.99-103），其中“建空间”涉及译文的阐释空间问题。其实，译文的阐释空间往往小于原文的阐释空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文学译者如何才能做到译文的阐释空间与原文的阐释空间相似或相当？
译文的阐释空间的问题很重要，但往往小于原文的阐释空间。这主要是语言和文化差异所致，尤其是文化差异，或者说是原文读者读原文所激起的语境视野往往大于译文读者读译文所激起的语境视野。所以译者会经常采取一些补偿手段，如文内补偿、注释补偿等。如果想让译文的阐释空间与原文的阐释空间相似或相当，译者就不能过多地解释，化含蓄为直白，要把译文作为独立的文本，创造性地翻译，尤其是艺术层面，这点在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中可资借鉴。当然，涉及语言文化层面的差异，译者的补偿也要点到为止，适度补偿。
9.翻译主体为什么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翻译主体是译者，广义的翻译主体包括作者、译者与读者？除了作者、译者与读者，广义的翻译主体还应包括哪类人？
翻译主体的广狭之分在于翻译过程的广狭之分，如果承认翻译过程是广义的，承认作者与读者也是广义上的翻译主体的话，那么编辑、批评者、赞助人等也是广义上的翻译主体。
10.译文的编辑会不会介入译文的生成过程？国内图书编辑和国外图书编辑的话语权是否有区别？在葛浩文的翻译生涯中，译文编辑都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是基于第5个问题的，两者不妨相互参照，如果是我现在界定的话，我会只认可狭义的翻译主体。
一般而言，译文编辑也会介入译文的生成过程，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分。相对而言，国外编辑的话语权更大一些，葛浩文也经常谈论编辑对其译文生成的影响，包括叙述顺序、篇幅长短，甚至有时会反过来影响原作的面目。
11.译者身份的传统定位基本上都是低于作者的，如“仆人说”“隐身说”等，现代译论则相对凸显译者的主体性，承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教授的专著《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2014）也揭示了这种趋势。在理想状态下，译者和作者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实状态中，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往往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理想状态下，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是平视而不是仰视或俯视。现实状态中，译者往往是仰视作者，过分强调作者的权威，如对忠实的不懈追求。译文经典的形成也不一定就是忠实的，如庞德翻译中国的古典诗词、菲茨杰罗德翻译的《鲁拜集》等。
12.译者是否可以在译文中融入自己的“创作个性”（如融入自己的写作风格），如果可以，如何平衡其与作者创作个性的关系？
平视、俯视、仰视，是我上许钧老师的翻译通论课学到的话语。不管译者是不是承认，译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译者自己的“创作个性”，这个问题是需要正视的，我们不妨称之为翻译个性。翻译个性是译者再现作者创作个性与表现自我“创作个性”的有机统一。“若即若离”四字可以形容两者之间的理想关系，不宜靠得太死（严格的亦步亦趋），也不能离得太远（完全是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是借翻译来创作）。
读者之前的提问
1.符际翻译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
罗曼·雅各布森对符际翻译的定义是用非语言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其实这个定义还是有点局限的，符际翻译应该包括所有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包括图画、舞蹈、音乐、文字，甚至对建筑、衣着等象征（修辞）意义的解读也可纳入符际翻译的范畴。目前研究较多的符际翻译是图画（包括电影、连环画等）与文字之间的相互转换。
国内典型成果如下：电影改编的符际翻译研究——以《喜福会》的心理描写为例（王晨爽、文军，《中国外语》，2016年第2期）；符际翻译视角下的儿童绘本翻译（傅莉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以蔡志忠典籍漫画《孔子说》在美国的译介谈符际翻译（黄广哲、朱琳，《上海翻译》，2018第1期）。国外的成果我暂时没有搜集，应该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对书籍封面的研究也不妨视为语际翻译，举个例子葛浩文对莫言《蛙》的翻译封面上有个娃娃等等。
2.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典籍中的文化空缺（例如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怎样在翻译中弥补，达到全面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
我觉得任何翻译都有自己的主要目的，如果以文化传递为目的，也不见得是方方面面的文化。文化的东西更多的是思维机制与思想体现，这种内在的文化应该比外显的文化更重要，这种文化也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全面传播中国文化更多的也是从整体而言的，而不是某一部特定的作品，《红楼梦》是注重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其中外显文化的传递更多的是附属品，如服饰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等。想传递这些文化，专门的书籍可能更有价值，更有针对性。整体而言，典籍翻译应该更注重思想的传递，其中的文化空缺前期多采用格义法，在文化交流深入与频繁的当下，当以正名为主。
具体可参考：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3. 关于4.4意义再生，书中提到: 对于“意在言外”的情况，传统的阐释学往往都采用“寓言的解释”方式。我不太能理解“寓言的解释”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也查不到相关资料。请老师讲解一下，谢谢！
我觉得这里“寓言的解释”主要是针对“意义的过剩”而言的，也就是“意在言外”，主要挖掘“故事”背后的启发意义或者作者的写作目的。“寓言的解释”我们不妨举两个古典诗词的例子予以说明（不一定合适，只是我的理解）。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曹植《七哀》）
这两首诗采取的就是“寓言的解释”，用以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层意义。当然，《诗经》的解读就是一部“寓言式的解读”，如把爱情诗说成政治诗等等。高乾的博士论文《本雅明寓言式翻译思想 》也许更能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
4. 教材第2章内容中，国内翻译史的部分只介绍了西学翻译，基本没有提及中国作品的外译现象，为什么？
这本书更加注重思想性，尤其是翻译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西学翻译在这方面的确是很重要的。至于中国作品外译，明清时期主要是通过一些传教士进行的，是输出型的，产生的影响主要在国外，没有提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5. 教材第5章第120页，5.4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具体的翻译主体间性是不是就是以对方为前提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者共在的自我？该如何理解主体间性？怎样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之前写过一篇论文，《从实体到关系——翻译研究的“间性”探析》，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供参考。主体间性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
主体间性，亦称交互主体性，最初由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主体间性在不同哲学家的理论框架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然而，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它形成了几个稳定的特征：人与人之间是互为主体、平等共存的关系；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存在差异；各主体之间不断进行交流与对话（罗丹，2009：58）。
从广义来讲，主体间性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具体内涵是人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超越自身界限，涉及同样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的他者的方面和维度（王晓东，2004：22）。换而言之，主体间性就是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平等交往、和谐共存的对话关系。主体间性的出场有利于遏制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消解把他者对象化的倾向。人生存在关系之中，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处理好其它关系的基础，故主体间性在所有具体的“间性”中最为重要。
我觉得三者之间的关系理想状态是“我-你”关系（可参考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而非把自我与他者对立的关系（他者本身意味着关系的疏远）。
6. 翻译是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需要用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那么翻译学如何在跨学科中保持自身的学科性呢？或者说翻译同时作为独立学科（discipline）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e），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翻译，为翻译学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如翻译美学、生态翻译学、翻译社会学、翻译心理学、翻译修辞学等。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语言学途径与文化研究途径。目前翻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体学科，将来如果翻译学足够强大的话，肯定也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成为新的供体学科。这便是学科之间的对话。
7. 请问从事翻译研究的青年学者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资源？在跨学科资源移植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能否对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进行改造或类比从而达到为我所需的目的？
许钧：
翻译学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内十几年前有很大的争论。张经浩（1999）称之为“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文章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如今看来，这已不是问题。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是有自己稳定的研究对象，如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史、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等。但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研究方法或理论视角往往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为翻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由于翻译的特殊性，很多哲学家等人文学者也讨论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
时至今日，翻译学还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在这种学术大环境下，“我们作为翻译研究者，应该具备翻译研究的独立意识，在注意吸收他们对翻译的深刻思考的成果的同时，防止把他们就翻译发表的论说或只言片语当作译学的体系性指南。从30多年来翻译研究的情况看，我们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文化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等种种思潮中吸收了不少养分，但我们发现，在不少情况下，他们对翻译的思考往往是其学科理论研究的副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研究依赖于其他学科的附属性倾向”（许钧，2012:10）。
在跨学科移植的过程中，这种翻译研究的独立意识是青年学者需要特别注意的，要围绕翻译活动展开跨学科翻译研究，借来的方法必须贴合翻译研究，为这个领域的问题服务，借来的理论能有效解释翻译现象，而不是用翻译现象去佐证其他学科的观点。我反对那种为理论而理论，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并且面对同一问题，要坚持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原则。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对之进行完善或改造后应用于翻译研究。当然，也可以进行类比，如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用了很多“相似类比”的方法。理论和方法是活的，只要能够解决翻译问题，描述、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值得探索的。
青年学者从事翻译的跨学科研究，除了坚持学科的独立意识与问题导向之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吃透其他学科（理论）的精神，充分了解供体学科，切忌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些二手材料就用来研究翻译，这是很忌讳的，也是青年学者很容易犯的毛病。二是在坚持翻译研究独立性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尤其是人文学科，形成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增强翻译学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辐射性和影响力，比如完全可以把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投到其他学科的刊物上，我之前指导的一位博士后就曾两次在国内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文探讨翻译问题。
这是我采访许钧老师的一个问题，文章还未发表，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8. 关于翻译是什么的问题，译学界近年来掀起了对翻译重新定义的讨论，请问这波讨论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意义何在？
翻译的重新定义与定位主要是谢天振发起的。缘由请看他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题目：翻译巨变与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从2015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谈起（《东方翻译》，2015年第6期）
摘要：最近一二十年来，翻译正在发生空前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它的对象、手段、形式，还是它的内涵、外延、译介方向（译入与译出）等等。国际译联推出的2015年国际翻译日主题“变化中的翻译面貌”（The Changing Fa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再次以清晰的语言昭示了这一事实。然而国内翻译界和学界对此变化的反应尚显得有些滞后，前些年关于翻译本体的争论以及近几年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讨论中的某些模糊认识都反映了这一点。为此，本文作者提出，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活动内涵的不断拓展、国际互联网时代和翻译职业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外译命题在多国的提出，我们有必要对当前中西方通行的翻译定义进行审视，并且结合当下的历史语境，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和定义，从而让我们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为促进中外文化切实有效的交际作出贡献。
我觉得学界的探讨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但很多混淆了两个概念，也就是翻译与翻译研究，翻译研究是与时俱进的（尤其是翻译技术的发展更有说服力），翻译的本质是千古不变的，翻译的本质就是符号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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